国家发改委1月19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就如何围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出若干要求，其中包括大力调整能源结构，即稳步推进水电发展，安全发展核电，加快光伏和风电发展，加快构建适应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新型电力系统，完善清洁能源消纳长效机制，推动低碳能源替代高碳能源、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

与能源主管部门这份“指南”相对应的，是电力央企的碳达峰“计划表”。

国家电投去年底就表示，计划到2023年实现国家电投在国内的“碳达峰”，而截至去年底，该公司清洁能源装机占比就已达到56.09%；华能集团近日也表示，确保到2025年华能低碳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过50%，未来5年清洁能源装机达到8000万-1亿千瓦；国家能源集团日前透露，该公司未来5年预计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达到7000万-8000万千瓦；大唐集团1月21日的年度工作会提出，2025年非化石能源装机超过50%，提前5年实现碳达峰。

公开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电力行业碳排放占比达41%。截至2020年11月底，全国6000千瓦及以上电厂装机20.0亿千瓦，其中火电12.3亿千瓦，是未来十年碳达峰的绝对“主力”。

2025年煤电或达峰值

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袁家海预测，我国煤电规模将在2025年前后达到12亿千瓦的峰值。“若用电需求达不到预期水平,可选择性地封存5000万千瓦运行年限超过25年的煤电机组，无论如何都不应将煤电规模扩张到高于12.5亿千瓦以上的水平。”

“目前对电力系统碳达峰，大多基于电源类型进行测算，即某年电力系统碳排放量仅与该年份火电发电量有关，而与非火电电源发电量无关。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电过程中不产生碳排放，因此碳排放的‘账’由火电承担。”北京先见能源咨询有限公司总裁尹明告诉记者。

如何理解碳达峰对未来我国电力系统的发展路径以及政策制定的影响？尹明表示，上述模式下的政策导向很明显，火电发电量逐年下降，在电力市场中，尽量减少火电发电量，再以可再生能源发电替代火电发电量。

不过，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替火电“打抱不平”。他表示，火电减少碳排放是应有之义，但目前火电明显成了避而不谈的“敏感词”。“其实无需戴有色眼镜看火电，只要新能源发电需要灵活性资源配合，火电灵活性未被其他灵活性资源完全替代，就不可能完全退出电力系统。”

尹明指出，灵活性火电将为新能源消纳负担“无限责任”，即为增加新能源消纳而产生碳排放的责任全部要灵活性火电无偿承担，可能有失公平。

上述业内人士对此表示赞同：“目前，火电灵活性改造补偿机制尚不健全，没有长期可预见的盈利模式，改造也远不及预期。随着高比例新能源并网，火电功能将愈发重要。火电行业急盼的合理回报补偿机制，是电力行业健康发展的需要。”

碳达峰挖潜关键在碳市场

对于电力行业实现“碳达峰”的路径，北京绿色交易所总经理梅德文表示，包括行政和市场手段。“北方农村曾有个口号，‘谁烧煤，就抓谁’，或者‘关停并转’，这是典型的行政手段，短期见效，但成本大、效率低。电力行业要想达到碳达峰，需要从碳市场挖潜。”

“据有关统计，中国发电行业全年碳排放总量约为40亿吨，尽管全国碳市场目前只有电力行业，但其正式启动后，必将超过欧盟碳市场，成为全球最大碳市场。目前，共有2225家发电企业为重点排放单位，其碳排放从2019年1月1日起直接纳入全国碳市场管控，即通过市场化方式推动现有火电企业提质增效。”梅德文表示。

尹明认为，电力系统碳达峰，一定要重视技术创新和市场建设。“建立火电灵活性价值的补偿机制的同时，也要加强其他灵活性资源相关技术研发、业务开发和模式创新，特别是加强探索各类储能技术路线，重视源网荷储用的协同一体化利用。”

袁家海指出，碳中和并不代表着不排放二氧化碳，而是通过减排和固碳的方法，使碳的释放量与被吸收量达到动态平衡。“因此，植树造林、碳捕获与封存（CCS）等固碳手段和生物质发电耦合CCS等负碳技术需加快发展。此外，推进碳市场建设，引入碳价和碳税等金融政策，将投资由化石能源行业转向清洁能源领域，增强金融系统韧性，引导我国能源行业加速低碳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