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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世界范围看,有效的垃圾处理技术有很多,近年来国内也不断有新的技术产生,但相较于焚烧发电而言,“因为其成本更高,很难推行”。
临近小雪时节,冬日清晨的太阳尚未露头,位于在上海远郊金山区的一座生活垃圾焚烧厂前,颜色各异、大小不同的各种垃圾类型的清运车辆,早已来回穿梭在门前的道路上。
“每天达到这里倾倒垃圾的车辆越来越早了。”一位现场工作人员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到,“因为整个厂每天的焚烧量有限,各地中转站都堆满了垃圾,也都想趁早送到工厂烧掉,晚了就送不掉了。”
现如今,几乎所有城市都面临“垃圾围城”的困扰,而垃圾焚烧站的处理能力也日益捉襟见肘。
统计显示,目前全国共有359座垃圾焚烧厂正在运行,2017年垃圾焚烧总量达到8000万吨,但同期全国生活垃圾清理量则已经达到2.2亿吨,占比仅34%。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近期,海南、江西与河南等多地纷纷“紧锣密鼓”上马与扩建垃圾焚烧项目。比如,11月9日,河南省发改委公开透露,2019年河南省将开工建设25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来面对和解决当地每年产生的3500万吨生活垃圾和1.2亿吨的建筑垃圾所造成的无害化处理能力不足的难题。
而根据国家《“十三五”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城市生活垃圾焚烧能力占无害化总能力比例要达到50%,东部地区要达到60%。
受访专家表示,当前多地上马扩建垃圾焚烧项目,一方面体现出生活垃圾总量不断攀升的事实,从源头分类与减量化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多地对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与技术的不足,使得焚烧成为垃圾无害化处理的主要依赖手段。
垃圾焚烧厂建设进入加速期
面对堆积如山的垃圾,近期多个省市正在密集上马垃圾焚烧厂扩建项目,以解垃圾处理能力不足的“燃眉之急”。
日前,海南省发改委发布的《海南省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2018-2030)》提出,规划在海口市、三亚市和儋州市等地扩建9个跨区域服务的大中型垃圾焚烧处理地。同时还将在2020年6月前,完成海口垃圾焚烧厂三期工程的建设工作。
近一段时间内,上马垃圾焚烧项目的还有河南与江西。在江西南昌,11月11日南昌市城乡规划局发文指出,将上马建设固废处理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项目总占地面积达到了8.6万平方米。
而11月9日,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公开透露,2019年将开工建设25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投产后累计处理能力将达到每天5.4万吨,比现有的生活垃圾处理能力提升9倍。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事实上河南省在2018年年初时就已经启动了19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建设工作,其中郑州、洛阳和兰考等地的3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目前已经建成并投产。
除了新建的焚烧厂外,在土地资源更加稀缺的一线城市,对原垃圾焚烧厂进行扩建也刻不容缓。
上海金山区一座垃圾焚烧厂前,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称,目前金山生活垃圾焚烧工厂每天的垃圾焚烧量能够达到1000吨,但仍然无法满足越来越多的生活垃圾总量。
“因此计划再增加扩建一期焚烧项目来满足实际的增量需求。”该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
事实上,增加垃圾焚烧处理总量也早已写入不久前上海发布的《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0)》。上述行动计划指出,上海将在未来3年内探索实现原生垃圾“零填埋”,在目前已经建成的每年1.33万吨垃圾焚烧处置能力基础上,通过3年时间进行“第二轮末端处置”建设,计划到2020年规划达到每年3.28万吨的垃圾焚烧处置能力。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当前多地密集上马垃圾焚烧项目,与当地不断攀升的生活垃圾总量,以及垃圾焚烧处理能力不足的矛盾紧密结合相关。
“过去垃圾处理所主要依仗的三种方式中,传统的填埋与堆肥处理方法,在土地资源日益紧缺和生态保护要求提升的背景下,各地也正逐渐减少其规模与比例。”该业内人士指出。
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夏学民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来看,在传统的填埋、堆肥和焚烧三种主要垃圾处理方式中,垃圾焚烧发电的方式因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最小,从而成为我国多地垃圾处理的主流推行方式之一。
“因为垃圾填埋具有不可持续性,还会带来其他环境问题。”夏学民告诉记者,当前,生活垃圾分类推行遭遇回收体系、设施网络、分类准度等阻碍,尚无法建成,因此垃圾焚烧几乎成了唯一有效的出路。
焚烧还仅是初步阶段
生活垃圾“一烧了之”,是破解“垃圾围城”的最佳途径吗?
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是,新建或扩建众多的垃圾焚烧设施其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环保问题。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了解到,建造垃圾焚烧厂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主要涉及二噁英、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等烟气排放物。
但目前全国范围内,针对垃圾焚烧厂气体排放的公开信息并不全面。根据环保组织最新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全国正在运行的359座垃圾焚烧厂中,仅有四成在网上公开环境信息,三成公开烟气和二噁英的监测数据。
另一方面,垃圾焚烧厂飞灰超标填埋、监管缺失,以及垃圾焚烧厂存在的“邻避效应”等关键问题也是普遍存在。
今年7月18日,民间环保组织芜湖生态中心发布了《垃圾焚烧行业民间观察报告》,在2016年8月至2018年4月期间,通过对安徽、江苏、浙江和广东四省共计121座垃圾焚烧厂的飞灰处置情况调查发现,部分垃圾焚烧厂飞灰填埋作业面过大未及时“覆膜”、飞灰转移运输未使用密闭车辆、比对《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抽检样品超标等问题。
“总体上,群众对垃圾焚烧发电行业最为关心的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恶臭问题,另一方面是二噁英问题。前者在感官上对群众影响较大,后者会对健康影响更大。”环境部环监局局长田为勇在今年6月的环境部例行发布会上曾这样表示。
那么,除了“一烧了之”之外,海量生活垃圾的末端处理,还有其他更加有效的无害化处理手段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近期多地选择新建或扩建垃圾焚烧项目,除了体现当前我国尚未能真正有效引导垃圾分类处理,从源头进行减量之外,也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当前我国垃圾处理技术与水平整体不高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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